李宇春父親心疼女兒拄拐杖上臺 曾勸她退出娛樂圈
李宇春一家三口(受訪方供圖) 幾年前在臺北夜市，突然一種失控感降臨，李宇春一直往前走，不敢停步，害怕別人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。但并沒有人認出她。“我其實是對人群有恐懼的。你覺得這個東西并沒有對你造成傷害，但突然某一天發生了一件事情，讓你自己意識到，原來我是受過傷害的。”
但沒有別的選擇了。李宇春深知這一點。
一汪湖水
吳彤覺得自己必須去見李宇春，否則他將失去這張流量王牌。此時是9月24日，浙江衛視演技競賽類綜藝《我就是演員》開錄一周前，游說李宇春加入的工作已經進行了4個月，就在作為總導演的吳彤以為大功告成時，他收到消息，李宇春團隊萌生退意。
第一時間即行動，從杭州趕至北京，已是凌晨。吳彤感到李宇春崩潰了，“心理壓力和生理壓力都到極限了”。他見到的她，“面無表情，絲毫沒有笑意，非常嚴肅”。
如果總導演的描述成立，這將是李宇春演藝生涯里難得出現的崩潰時刻。就像一汪湖水，在大眾印象中，這位35歲的女星從出道以來，總是保持著一種異于常人的鎮定。
2013年，李宇春去荷蘭阿姆斯特丹參加MTV歐洲音樂大獎的頒獎禮。與國內頒獎不同，那個結果是未知的，她將與EXO、賈斯汀 · 比伯等人競逐全球最佳藝人獎。獎項揭曉一刻，李宇春的名字被念出。在那樣一個場景下，擊敗那樣的對手，再怎么激動都是可以理解的。剛加入團隊的宣傳總監以為，李宇春下臺后一定會非常興奮，但就像什么事都沒有發生，他看到的是一張淡定的臉，他只有壓下與她擊掌的沖動。
這種處事風格大概可以追溯到李宇春的少年時期。她的父親向《人物》回憶，當年她報考四川音樂學院，公布結果時父女倆去看榜，一堵墻看下來，名字沒在榜上。李宇春坐在街邊發呆。父親不甘心，撇下女兒折回去又看了一遍，發現拐角的墻上還貼著一批名單，這次，找到女兒的名字。他興奮極了，喊女兒回頭來看。女兒松了一口氣，比父親還要鎮定，并沒有“當時就跳起來那個感覺”。
“在我的印象里，基本上沒有那種很大起大落的情緒變化。”父親說。
“挺淡的。”這是周邊采訪中描述李宇春常常出現的一句話。不要期待她能夠眉飛色舞地說“太棒了”。“她很少表達出很明確的確定性的興奮。她始終有一個距離感，我并沒有在任何人身上體會到那種感覺。”常年與李宇春合作的攝影師許闖對《人物》說，她很少當面肯定別人。
李宇春是網絡暴力第一代的受害者。自她出道以來，因為干練、短發的中性形象，她遭受過鋪天蓋地的調侃、抹黑與侮辱。她沒有公開反抗過，甚至鮮有解釋與自辯。從表面上看，她好像與狂熱、仇恨情緒生活在一個平行空間里，完全不為所動。
2016年，QQ音樂頒獎典禮，當晚在公布最大獎項，最具影響力女歌手時，大屏幕播放出李宇春的獲獎資料，視頻配音念出的卻是：最具影響力男歌手李宇春。那個直播在后來變成一場騰訊的全面危機，憤怒的李宇春粉絲“玉米”們發動了反攻，騰訊旗下多個App的評分一度被拉低到一星半。騰訊當時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《人物》，危機最終化解前，那幾天過得極其漫長，就連馬化騰也親自參與了處理，騰訊音樂高層年終獎取消。
但這一切和李宇春本人沒有直接關系。
事情發生的那一刻，經紀人楊柳從震驚到憤怒，她根本無法說服自己，那個是無心之過。臺下“玉米”一片沉默，“大家都有點不知道該怎么辦”。只有李宇春似乎置身事外。楊柳看著她，站起來，走上臺領獎，道謝，一切非常得體。
宣傳問她是否取消之后的群訪，李宇春淡淡地說：“不取消。”果然，她被問到如何看待這個現場烏龍。她平靜地講出對整場典禮的感受，指出那些令人遺憾的疏漏，她更多在談論別人而不是自己。“李宇春式優雅”隨后登上了熱搜。
所有這些故事都在論證她的波瀾不驚。那么9月24日，吳彤眼中那個“崩潰”的李宇春是怎么回事?
“那他太不了解我了。”《人物》向她求證時，她笑了，“我沒有(崩潰)，完全沒有。”
為什么面無表情，絲毫沒有笑意?“我可能時常就是這樣的表情。”
湖水依然未見波瀾。只不過那一天，團隊反對聲音達到了頂點。十幾人，沒有一個支持她。每個人的出發點都想保護她。李宇春不是專業演員，要她加入到與一群老戲骨的演技對決之中，風險太大了。如果演砸了怎么辦?如果淪為笑柄怎么辦?她是經歷過漫長網絡暴力的人，如果引發新一輪怎么辦?
反天娛式存在
對經紀人楊柳來說，李宇春愿意參與《我就是演員》實屬蹊蹺。她的志向不是成為演員，拒絕過許多知名導演的邀約。她從小喜歡周星馳的電影，但即便是面對周星馳本人的許諾，他可以親自下場和她一起演，她還是靦腆搖頭。她也不愛上綜藝，一些美食或旅行類節目，錄起來很輕松，她也都推了。
在娛樂工業里，藝人某種程度上是經紀公司的產品，塑造與改變難以避免。作為內地最大造星工廠流水線上產出的第一代藝人李宇春，2015年自己成立公司前，在天娛度過了10年。
天娛原始團隊來自湖南廣電體系，擅長通過電視節目打造粉絲文化，但李宇春抗拒這一切。她從不叫她的支持者為“粉絲”，稱她們(考慮到女性占據壓倒性比例，故用“她們”)為“歌迷”。歌是她與她們唯一的連接。“李宇春跟粉絲有聯系嗎，這么多年，幾乎沒有。”
“我覺得我沒有這個精力，我覺得它其實是件挺累的事情，而且我本來就不善于跟人打交道。”李宇春說。“玉米”沒有官方組織，靠著貼吧、QQ群動員。李宇春不運營粉絲經濟。圍巾、手機、圖冊，賣各種周邊產品的機會太多，除了為配合演唱會和專輯的形象概念，曾限量發售過一次T恤和旅行箱，15年來她售賣的只是專輯。
每次搭飛機，都有粉絲接送。她不會融入人群，不停步與她們合影，只埋頭向前走。但有一件事情她認為理所當然，不走機場的VIP通道。“我本來就是被大家選出來的，并不是什么特別的身份。”
只有一次例外。那是在青島辦完演唱會去機場，車剛下高速路，就被警車攔下了，指示李宇春避開人群。幾天前，一位好萊塢影星在機場出現引發了混亂，相關部門因此很緊張。前方已經有幾百個“玉米”等著了。
在警方堅持下，李宇春走了VIP通道。她為此破了另外一個例， 為了不讓徒等的“玉米”失望，她請她們到室外空曠處一起合影。
在微博誕生后的8年，李宇春的手機里沒有這個App。從外界看來，她確實一早就有個微博賬號，但那是唱片約還在太合麥田時，公司為她注冊的。她甚至不知道密碼，都是公司在發。離開太合麥田后，微博就停了。這讓團隊非常頭疼，一般來說，明星只有持續地更新消息、頻繁出現在社交媒體的時間線里，才能保持影響力。
直到2017年底為宣傳新歌《一趟》，她才正式啟用微博，密碼靠重置才找回。楊柳回憶，那天就像火箭發射，整個團隊嚴陣以待，看著她在手機里按下了發送鍵。在此之前她先做了一件事，把非本人發的信息一條條刪掉了。
現在，她手機的社交軟件也沒幾個。即便裝了微博，她幾乎不刷，‘不太會使用’，一次操作失誤，一鍵關注了80多個人。所以與其他明星場面上的往來亦不存在。不是抗拒什么，而是沒有需求。她的表達欲極其寡淡，并不關注別人評價，不會搜自己名字玩。碎片時間，她主要在聽歌。
無論她簽下什么樣的代言，她不會按照行業慣例發微博廣告。這給團隊在商務談判上帶來了麻煩，對方遞上的是標準合同，總需要解釋一番，“微博是她自己管理，我們都無權決定”，然后把相應條款剔除掉。
做自己，對李宇春至關重要。很少上綜藝節目的一個原因是，她抗拒真人秀里的劇情設計，不愿配合去演。“我知道他們是有本子的，我內心確實會很排斥這種東西。”她說。
一切順其自然，別人心心念念的奢求卻在她這里實現了。2012年，她演唱會做的是一個音樂劇的概念，服裝風格偏宮廷式。她恰好認識了法國殿堂級設計師高緹耶，于是請他合作。完全顛覆式地，1米75的她穿上了一件白紗裙。不是為了走秀，一切為了舞臺服務。那是她被時尚圈關注的開始。勢頭很快起來，王大仁、Gareth Pugh、Jeremy Scott，越來越多的大牌設計師參與到合作中，她代言起古馳、紀梵希、歐萊雅等品牌。
設計師們喜歡她，辨識度是她的王牌，面對那些時尚大咖時，她依然保持著真實的自我。與當時擔任紀梵希創意總監的Riccardo Tisci在巴黎見面時，對方問她，如果穿高跟鞋的話，可以嗎?她直接回答，no。“很酷，我就喜歡這樣。”Riccardo Tisci說。
不要把李宇春想象成一個破壞者。與西方走中性路線的明星大多所呈現的叛逆模樣不同，粉絲用“乖”來形容她，她謙卑低調，沒有緋聞，未見失言。“我講明白了嗎?”她習慣在每說完一段后對《人物》記者這么問，這是屬于她的語言方式。是“我講明白了嗎”，不是“你聽懂了嗎”，她像在問自己。
與她這個級別的其他藝人不同，她很長時間都沒有隨行安保。考慮到她出道即是頂級“流量”——那時候這個詞還沒出現，這當然不是一項尋常安排。身邊人多次提議，“不是說裝，盡可能避免傷害”，總說服不了她。“我其實特別喜歡就是獨來獨往，可以自由自在的。”她說。
這種情況在2013年底結束了。她去長沙參加跨年演唱會，機場扶手電梯上，前面擁擠的人群邊向上走邊拍照，一下像多米諾骨牌般滾落下來，迎面將李宇春壓倒，她動彈不得，被上行運到臺階口。她的小腿腫了起來，上面硌得全是血痕。
所有粉絲似乎嚇壞了，鴉雀無聲，竟然沒有人敢上前詢問剛被她們壓在身下的偶像。李宇春被扶起來，一句話也沒有說。她去了醫院，沒有錯過第二天的演唱會。從那以后，她聽從了團隊的安保安排。
雖然普通人的自由對她來說是難得的，她依然像個名利場里的普通人，派對、豪車和名人朋友，都不是她的興趣所在。“誰的生日party，我可能就來來回回就去過那么一兩次。我寧愿孤獨點，我可以干一點我自己想干的事兒。”她說。
所有這些都變成了一個反反復復的問題：如果天娛代表的是一個龐大的體系，那么李宇春是如何變成偶像產業鏈上的一個異類的?
少年倔強
成都鐵路公安老李幾乎在紀律部隊干了一輩子。服完兵役后，他短暫地在工廠干了3個月，就穿上警察的制服，直到今天。他有軍人情結，按照他的設想，女兒高中畢業后要考軍醫大，走他的路。讓他意外的是，女兒報了四川音樂學院。
一些日后的行事習慣在少年時已有預兆。李家的家教很嚴，吃飯要端坐，“筷子不能敲碗”。父親生氣就瞪大眼，女兒給他起外號，“大眼睛”。她初中就住校了，非常獨立。她喜歡一個人呆著，放假不愛出門，在家里打《魂斗羅》和《超級瑪麗》。住校第一周結束，老李去接女兒，女兒遠遠看見父親很激動，張開雙臂撲過來。但內斂的父親遲疑了，他沒有做出擁抱的回應。他看到，女兒一下子就平靜了。那個畫面一直在他腦中揮之不去，父親很后悔。“當時應該把她抱起來。”他回憶說，“在這個成長的過程當中，我們帶給她的是這些東西，還是有一定的影響，她沒有這種爆發出來的情緒。”
她性子里有倔強的部分。文理分科，所有人都覺得她作文好，該選文科。她對父母先斬后奏，直接選了理科。“我不想按照大家的意愿。”高三時，她突然剪了個短發回家。母親喜歡她以前留長發扎馬尾辮的樣子，罵了她。她不說話。她從小就不和父母頂嘴。下次，照舊剪短發。再下次，還剪。
選擇音樂，并非毫無跡象。她很小時候就有一個隨身聽，從來不離身。中學里她連拿了幾屆校園歌手比賽冠軍。臨畢業前，應同學要求，她想在學校開個演唱會。父母不同意，她就死纏爛打。演唱會在校禮堂里開成了，同學們排著隊簽名。
在音樂學院的第一年，她經歷過巨大的自我懷疑。母親音域極高，她繼承的卻是父親的中音，班上別的女孩能唱上去的歌，她完成不了。再加上，她來自普高，沒有系統學習過樂理，很多地方跟不上。有一次在家和母親談話，她說出這些困擾，哭了起來。這很鮮見，父母印象中，她自幼承受能力很強，不會輕易承認挫敗。失落之下，她缺席了一門考試。
從那時候起，她就找到了一種方式，強烈不適的時候，把感受壓抑下去，對外狀態是‘石化的鎮定’。‘很多的同學就說你很酷，我就覺得那酷就酷唄，也不是什么不好的詞兒。’她回憶說。
自卑的沼澤是慢慢走出來的。老師給了她鼓勵，“你這個嗓音是你的寶，是辨識度最好的。”她的成績追了回來。大三那年，她報名了超級女聲。2005年夏天結束的時候，人人都在談論李宇春這個名字。
回到當初，父親尊重了女兒的報考選擇。日后，李宇春成了大明星，在家里聊起來老李提前退休的事情，他不同意，“她走這條路的時候，是她的選擇。她也尊重我的意愿，這是我自己的選擇。”單位人對他的稱呼，逐漸從“老李”過渡到“春爸”。春爸喜歡他的工作，收入和女兒沒法比，“這個收入是我的收入，我們應該用自己的錢”。
他的崗位需要輪流熬夜值班。女兒很忙，一年難得回一兩次家，有個大年三十，她回來了，父親去值夜班了。“向戰斗在一線的公安干警表示慰問。”女兒跟父親開玩笑。他們很像，她繼承了他的內斂與冷幽默。她和母親電話聊過，夜班吃不消了以后可以換一換，但從未當面和父親談起。直到近5年，單位考慮到春爸年紀大了，才做出調整。
警察父親可能從未真正理解過女兒演藝工作的全部。他心里劃著一道線，這一邊是歌手，另一邊是除歌手以外的其他藝人。他本能地對演藝圈抱有戒心，覺得那里更累，不可控的狀態更多。“我感覺唱歌的歌手，單純多了。”女兒是歌手，他不希望她跨去另一邊。
他更多看到的是這個行業的負面。拍《龍門飛甲》，為了營造沙塵滾滾的氛圍，片場揚起很多石灰，吸進肺里在所難免。李宇春倒沒怎么抱怨，當時擔任她助理的嫂子，肺部落下了病根，每年需復查。父親對此耿耿于懷。
那次在長沙機場電梯被壓倒后，李宇春過一個月回到成都，父母注意到她的腿，腫脹嚴重，里面有硬癤子。他們馬上拉著她去看醫生。“她回去以后沒有好好處理這個事兒。”春爸想。那時，他就萌生了讓女兒退出一線的想法。
這個念想在2018年李宇春巡回演唱會中途付諸實踐。她滑膜炎發作，但成都站演唱會在即，她沒有取消，選擇打封閉后拄著拐杖上臺。回到酒店，春爸找到了經紀人楊柳。“你有沒有考慮過，不要讓她再當藝人了。身體扛不住了，不能再這么耗了。”他認真地說。
該回歸家庭了，他想著。夫妻倆好多年前就聊過，女兒“好像無暇顧及個人感情生活”，等她30歲要催婚。結果時間過了，只是當面提過兩次而已，女兒簡單幾句就轉移了話題，誰也不好意思咬住不放。老兩口一參加同事孩子的婚禮，就難免生出感慨，“有時候覺得做一個平凡人挺好的。”
當你知道春爸是這樣一個人，你大概可以明白，為什么當年超級女聲比賽，他一次也沒有出現在現場。春媽去長沙陪女兒了，他一直在成都上班，沒想過要請假。那只是一個唱歌比賽。他和女兒都是那么認為的。他不喜歡女兒在節目里的造型。“哎呀，比賽也差不多了，這場淘汰了就行了，就回來了。”10進8那場他對妻子說。
李宇春被352萬張短信投票送上冠軍寶座的那個夜晚，春爸去成都街頭喝啤酒慶祝。女兒打來電話，他對她說：“你抓緊時間收拾一下，回來報到嘛。”
冰山
2008年，楊柳加入天娛成為副總裁，主管藝人經紀。很快，她就發現天娛最重要的藝人李宇春，是她將要面對的一座冰山。在簽約以后的數年，天娛在北京的辦公室，李宇春僅去過一兩次。天娛曾為李宇春指定過幾個經紀人，但也只是名義上的，李宇春根本不承認，她基本不回對方的短信。
作為負責公司60多組藝人的天娛副總裁，楊柳認為她本人必須與李宇春建立直接溝通。可是每次對接工作，說了一大堆話，李宇春簡單一句話就打發了，“不去。”中秋節她硬著頭皮給她發短信，邀請她一起吃飯。冰山紋絲不動。一個月后，短信回了，就兩個字，“不吃。”
即便是天娛總裁龍丹妮叫她出來玩，也會碰釘子。春春，給你介紹一個人。不去。春春，出來喝酒。不去。春春，趙本山在這里。不去。“打幾次電話都不去。”曾來北京陪伴過她一陣的母親回憶。
冰山不是一天形成的。
生活在她成為選秀冠軍的第二天就徹底改變了。她早上7點飛機就去了北京。粉絲送的禮物來不及處理，母親留下來打包，二三十個大箱子。
她在四川長大，初來乍到，不適應北京的氣候。不適應的遠遠不止于此，她期待成為一個歌手，但是她對新環境和這里的運行規則完全陌生。“你帶著很多的問號，沒有任何人培訓你。”她回憶。唱片約她選擇了張亞東所在的太合麥田——從學生時代她就喜歡張亞東的作品，后來才知道真是什么都不懂，并不是要簽在同一家才能合作。
那一年下來，整個人完全是懵的，像個高速旋轉的乒乓球，去了太多地方，見了太多人。“每天早班飛機，每天早班飛機，站著都打瞌睡，她不知道做藝人要跑這么多通告。”春媽說。夫妻夜里兩點才敢睡覺，“因為到那個時候感覺才能給她通一下電話”。
大部分時間在路途中。抵達一座新的城市已是夜幕降臨。當然會寂寞，她坐在商務車里，盯著窗玻璃上自己的投影，和自己對話。“你變了，你一點都不夠自我。”玻璃上映出的那個人說道。
太多與音樂無關的活動了。她被天娛安排客串一個角色，覺得特別蠢，根本搞不清在干嘛。還有一次她站在臺上，一波波的經銷商輪流站在她身邊拍照。“你就是一個白癡。”身體里的另一個聲音又響起來。周圍混亂嘈雜，她一直站在那里，但收起了微笑。
那一年，她反復看一部叫做《海上鋼琴師》的電影。在那個主角身上，她找到了一些相似的東西，“他也是那種極其孤獨的一個人”。她意識到，人生注定孤獨才是生活的真相。
母親感到，女兒變了。以前她們無話不聊，她記得中學住校時，女兒連每個禮拜50塊的生活費怎么花，都會主動寫在一個小紙條上匯報給她。但現在，交流的門關上了。她像望不見底的深淵。“哎呀，這個比賽真不該去參加，怎么把我娃娃變成這種性格了。”春媽對丈夫說。
父母去北京看她。到的時候天黑了。父母站在門口，屋里燈光昏暗，她坐在礦泉水箱上，留給父母一個清瘦、孤獨的背影。那是讓父母難以釋懷的一幕。那不是他們所以為的明星生活，她一定是遭遇到某種困境。她住的那個兩居室空得像個倉庫，亂糟糟的，連椅子都沒有，只有房東留下的兩個小凳子。
母親害怕將要失去這個女兒了。去質問她，她并不走開，只是低頭沉默。哪怕像更年輕時候那樣，在父母面前哭一場也好，沒有，什么都沒有。
父親感到必須做點什么。他手寫了一封信，表達對現狀的擔憂和對女兒的鼓勵，滿滿六七頁紙，當面交給她。她看了后，什么話都沒有說。
她對天娛的公開反抗發生在錄制第一張專輯《皇后與夢想》的時候。頻繁商演讓她無力專注于音樂，這觸碰了她的底線。她直接去找天娛董事長王鵬。她不知道還有誰曾這樣挑戰過老板，在此之前她跟王鵬也沒有任何交集。她贏了。
“相當于第一次跟老板說不吧，”她回憶，“當你發現這招有用的時候，你就隨時會拿起這個武器。”
她在天娛變成一個特殊存在。其他藝人是求著演出部負責人，安排更多的商演，李宇春是反過來的，演出部負責人要求著她。她好像完全不著急掙錢。沒有人給予她話語權，她的話語權是通過對抗爭取來的。
剛簽約天娛的時候，公司指派的經紀人大李宇春幾歲，把她當成一個小孩，說話有時是命令式。“我會比她更強勢，因為我會說，我根本不在意你們這個東西，我要回去讀書，所以我們彼此之間是激怒的。”李宇春說。
兩人矛盾徹底激化卻是因為一件小事。有一次過機場安檢，那位經紀人沒打招呼就將自己的東西塞進了李宇春的行李箱。她知道后，非常生氣，“你為什么可以隨便地放在我的箱子里面，萬一是毒品呢?”
很多年后，李宇春對《人物》承認，她剛進入行業時過于敏感了。“除了對那個經紀人的不信任，對娛樂圈也是不信任的。為什么你會說到毒品呢，肯定因為對這個圈子有一些之前的固定印象吧。”
《超級女聲》當年的狂熱，被外界賦予了很多意義，史無前例，中國觀眾有機會用投票來決定明星的誕生。李宇春登上了《時代周刊》封面。媒體的提問難免帶著既定框架，她感到她被當作一個符號，而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。她因此對采訪變得抵觸。“我只記得反正問我的問題，是我能回答‘是’結束的，我絕不會回答為什么。”
她聽得到那些質疑的聲音，冠軍為什么是李宇春?為此，她將2006年啟動的系列演唱會起名為“why me”。“為什么是我，why me。但是同時你又有一個屬于21歲的倔強，why me，因為我會要告訴你為什么是我，所以它既是一個疑問，它也是一個感嘆號，它會促進你自己去拼命地往前嘛。”
她的中性風格也時常成為被討論的話題。這為她帶來了困擾。“你也會想說究竟是我自己的問題，還是別人的問題。那我在這件事情上面我應該是要堅持去做我自己，還是我應該放棄做我自己，別人無法去幫助你消化或者是去做引導的。”
更復雜的困境將要來了。
傷害
作為中國第一代流量明星，有李宇春的地方就有著應援燈牌與吶喊。對于某些行業前輩來說，這構成了一種破壞力。有人曾表示不愿與她同臺，或者公開表達對她的輕視。
草根選秀出身某種程度上成了她的原罪。中國廣播電視協會曾將矛頭指向湖南衛視，稱‘超級女聲’低俗。“降溫處理”確實發生了。她與其他幾位超女參加北京奧運會主題曲的群星合唱，全部沒有得到特寫鏡頭。廣州邀請她與林俊杰、莫文蔚等4人錄制亞運會的主題曲，現場開幕時，卻被臨時決定不讓她上臺。參加公安部文藝晚會，她的節目被剪輯掉了。她的每張專輯都是年度銷量名列前茅，但在2013年以前，她從未得到春晚邀請。
早年那種局面是選秀歌手們都要面對的，并不針對她一人。落在她個人身上的，是另外一個狀況。
也許是她后知后覺，李宇春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互聯網的惡意，是2008年。汶川地震次日她去獻血，被人拍到，網上有人發現照片中扎針的位置不同，指稱她造假炒作。
她一貫身體虛弱，獻血是她瞞著母親去的。按流程，要先在一支胳膊抽血化驗，合格再換另一只胳膊進行捐血。她沒想到事情會如此發展，確實很多人相信了。她本可以公開向媒體解釋，但她決定遵守自己的內心選擇，不辯護，也不再去看那些指責。
不說不看，卻停不下來自己想。“這件事情是會讓我對人性有懷疑的。”她掉進了一張網里，那些想法總會冒出來。有一天，她突然冒出了一個念頭，也許她獻出的血會流向一個罵她最狠的人的身上。她很驚訝自己會這樣想問題，感到荒謬，又覺得有一種魔幻現實般的黑色幽默。
然后是那場席卷互聯網的狂歡。從2009年開始，“信春哥，得永生”，“信春哥，不掛科”，到處涌現出這樣的聲音。后來回頭看，人們會承認，不同于某些自我營銷式標簽，“春哥”是對女性的刻板偏見與侮辱。也許，傷人的不僅僅是一個詞本身，而是伴隨而生的那種欺凌文化。她的頭像被PS，各種移花接木的惡搞圖片流傳于網絡，甚至出現在鄉鎮“生男生女都一樣”的海報里……
2009年7月內蒙古音樂節，場面失控了，臺下的搖滾迷喊著“春哥”，向臺上扔礦泉水瓶。有報道說她回到酒店就哭了，那是誤傳。她堅持在臺上唱完3首歌，還一腳將一個礦泉水瓶踢了下去。“我當下的第一反應我自己還會嚇了一跳。”她說。
“黑的最慘的時候吧，我也不會要求公司去刪那些東西或者干嗎，當時我就說了一句話，反正那個人又不是我。”包括她本人，都曾以為自己是不在乎的。
后來她想清楚了，所謂的不在乎，是個假象。
“表面狀態其實也沒有太大影響，我覺得內心還是會受到很多的影響。”李宇春對《人物》說。那時她特別害怕和父母在一起時，突然有人沖上來對她喊那個詞，“我會覺得我不知道怎么應對。”為此，她刻意減少與父母相處的時間，經常自己待著。
她認定了，反擊是無效的。“我仔細想了一下，還是因為我自己太清高了，我太倔強了。我覺得他們有問題，那我為什么要去跟他們去講。”她認為時間可以去幫她洗刷掉這種攻擊和傷害，她近乎盲目地相信這一點，雖然她不知道這之前需要熬多久。
再然后是那些層出不窮的假新聞：和煤老板結婚，自殺，整容死亡。無數屏幕后面有著無數ID。“天天發律師函，刪帖。”楊柳回憶。
所有傷害累加起來，構成因果。“我完全就是用了一個硬殼把自己給包裹起來，身邊的人也走不近我，我也不愿意走近他們。”她說。也正是2009年，她完成了第一張創作專輯。她開始學習打鼓，那變成她的一種宣泄方式。她對眾聲喧嘩的微博不感冒是必然的。她越來越讓自己沉溺在封閉的世界里。那里只有音樂。
2009年結束時，天娛在一個酒吧開年會。楊柳記得那一幕，別人都在唱歌、喝酒，李宇春一個人坐在很遠的角落里打鼓，“沒有一個人敢去靠近她”。她就那樣奮力敲打了幾個小時。最后，鼓被打壞了，公司賠了錢。
隨后的why me演唱會，李宇春插入一個自導自演的短片，將遭受的網絡暴力以意象方式呈現——這完全是她自己的主意。片中她走過充滿敵意的人群，臉被飛來的玻璃碎片劃傷。隨著她繼續走著，傷痕不再可見。她翻唱了《流言》。唱著唱著，眼淚掉落下來，那是至今僅有的一次她當眾哭泣。
臺下的春爸春媽哭了。他們這時才體會到女兒內心的壓抑。他們理解到女兒對他們的隔離，恰恰是在保護。“那個時候我們才感受到了她當年那種孤獨，那些網絡暴力給她造成的傷害和影響。”春爸說。
她連心理醫生都沒有看過。后來，她將原因歸于在一個充滿愛的家庭里長大。中學她住宿，父母每周三開車去給她送湯補身體。大些時，她感到不好意思了，就利用課間出來，坐在車上喝完再回教室。一次媒體采訪問及父親對她的影響，她沒有長篇大論，給了一個簡單到令人意外的回答是：“愛我媽媽。”
少時埋下的根基，父親那封沒有得到她回應的六七頁紙的親筆信，母親關切的嗔怪，所有的一切都在發生作用，她后來想，這才是導致她沒有滑向黑暗的原因。
破冰
楊柳感覺她必須做點什么了，李宇春太封閉了。她難以找到途徑接近她。有個觀念在李宇春腦中根深蒂固，她是個歌手，所以她和唱片公司太合麥田那邊的人走得更近。楊柳向那邊人打聽，得知李宇春上開心網，“有一個加菲貓頭像的是她”。
她一天到晚盯著那個加菲貓，發現她經常在半夜3點鐘上去偷菜。她就在那時候逮住她，和她說話。她也偷加菲貓的菜。“你必須要接近她，所以你就只能夠看有什么機會能夠跟她建立一個交流。”下次見面，話題有了，“哎呦，昨天你偷了我的菜。”
當時，陳可辛導演的電影《十月圍城》希望李宇春參演，楊柳加入到游說工作中。持續幾個月，隔幾天就給她發長篇大論的短信，多半是不回信息的。每次被擋回來，她就會對自己說，要不再堅持一下。她推著她往前走。春春，導演來了，見個面吧，要不不禮貌。春春，要不先看看劇本吧，演不演再說。
讓李宇春成為演員，并不是楊柳計劃的一部分，主要是想幫助李宇春打開自己。音樂就像一個避難所，她長期躲在里面，不和外界交流。而劇組就是一個流動的小社會，她要與其他明星打交道，與導演打交道，與服裝、道具、造型師打交道……
李宇春最終答應了，那是她的第一部電影。“能感受到大家的真誠。看到導演和劇組那么執著地找她，她其實也有點不好意思。”楊柳說。
其實李宇春心里也有另外一種打算。她想著，若是演砸了，就再也不會有導演來找了。那時她內心很煩楊柳，見面就吵架。
事后看來，建立認可的過程非常漫長。一個關鍵節點可能是拍最后一場戲時，楊柳在睡夢中被李宇春的電話吵醒。時間是凌晨3點。她想一定是十萬火急之事，因為以前李宇春從不會主動聯系她。電話那頭說：“你騙我，不是不摘帽子嗎?”
進組時，李宇春的角色造型是梳著長長的辮子，戴著一頂棉帽子。她不適應角色的長辮子，與楊柳約法三章，任何時候帽子在頭上都不能動，眼下正在拍爆破戲，帽子被導演要求摘掉。
為什么對戴帽子這么堅持?她將其歸于一種奇怪的安全感，好像帽子在，就在電影這個陌生的冒險島上，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。但她無法自己與劇組溝通，“我完全是自閉兒童，我都不跟別人講話的。”
楊柳趕緊找導演身邊的人。“真的不能摘帽子。摘了帽子，建立的信任就毀了。”導演很為難，劇情是尸橫遍野，旁邊人胳膊都沒了，怎么能有一個帽子戴在頭上不被炸飛呢?
楊柳保住了那頂帽子。電影里那是個不合理的鏡頭，帽子安安穩穩地戴在死去的角色頭上。為了保護她的安全感，導演妥協了。后來，劇組的造型師還開玩笑地送了李宇春一個戴著帽子的玩偶，“你的帽子永遠別摘”。
2013年李宇春去演賴聲川導演的話劇《如夢之夢》，是又一個大跨步。聽說賴聲川導演有一部非常重要的戲劇在籌備，楊柳決定先不問李宇春的意見，自己去聯系賴聲川的劇組。她相信話劇表演能夠繼續打開李宇春的自我封閉。起初，李宇春和賴聲川都對這個事保持懷疑，結果見面只聊了半個小時，兩個人就都改變了態度。這可能有一種奇妙的機緣，賴聲川喜歡李宇春的純真、干凈，而李宇春看的第一部話劇就是賴聲川的《暗戀桃花源》。他們很投緣。
“她如果遇見好的老師，會成長得很快。”楊柳說，“我覺得賴老師是那個能夠幫助她豐盛和變得更開闊的人。”
話劇在那一年成了李宇春的主線。與拍電影不同，她與話劇演員們朝夕相處。每天去排練，下午兩點到晚上十一二點，連續一個多月，然后是5個月的巡演。她主動放棄了明星待遇。那是學生時代之后她再也沒有過的體驗，坐著大巴往返，所有人一起吃盒飯。
最初和大家相處時，她是扮演一個觀察者，看著大家吃東西、聊天、踢毽子，后來，她也加入了踢毽子。有的演員買了麻辣燙，喊她一起吃。她感動了許久。“當時為什么特別想哭呢?”她對楊柳說。
演出謝幕，給她的呼喊聲總是全場最大的。她為此惶恐，她只是個配角。她問賴聲川，該怎么解決這個難題。“你一點都不應該困擾，你帶了多少年輕的觀眾走進話劇。”賴聲川回答她。她有所釋然。
另一邊，楊柳需要頂住壓力。“公司那邊不好交待。”商演都停了，一場話劇的酬勞是5000元。
她依然是個敏感的人。有一次，搭對手戲的演員對李宇春說，他所在的小劇場要有演出，邀請她來看。她很開心地答應了。但那人馬上說：“還是不要了，那個地方人太多了，你很不方便，你要不是李宇春就好了。”
如果對話在這里停止，對她情緒也不構成影響。那個演員又喃喃地說了一句，“不對，應該說你要是李宇春就好了。”她感覺就像被“猛插了一刀。”
“你是一個軀殼，你是個符號。”她在這話里體會到另外的意思，“你現在活著的這個人不是真正的李宇春。”
解鎖
開拓疆域是在那一年前后啟動的。她覺得她離生活太遠了，她要尋找工作之外的愛好。于是，她自己裝修房子，學著做菜。腿受傷后，行動不便，她撿起了多年沒碰的吉他。每解鎖一個新技能，她就離過去那個封閉的人更遠了一點。
她研究起攝影，上網自學。她計劃拍一組肖像，人選是樸樹、周迅、張亞東。同簽過太合麥田，李宇春與樸樹都是內向的人。拍他那次，樸樹正處于閉關階段，她去他家里。半天下來，兩人都不怎么說話，就是坐在房間里一首一首地聽歌。
她對藝術產生了興趣。不只是對純粹的美的欣賞，她在里面看到了旺盛的生命力，看到奔涌鮮活的感受。她認為那正是她所缺少的。她需要一種新的刺激。
藝術顧問鄧理承認他剛認識李宇春是帶著偏見的，覺得她不過是想“貼標簽”，但接觸下來有了很大改觀。他感覺她確實大量看展，有自己對藝術的審美。
去威尼斯雙年展時，她被關小的影像作品《大衛》吸引。“每個人都去看大衛，有的時候遠，有的時候近，有的時候他被印在T恤上面，有的時候被印在什么卡片，我們每個人都在消費他，吃掉他，有的時候我們破壞他，然后又仰望他，然而我們卻不知道為什么，我們卻不知道他是誰，很多人其實都不知道大衛是誰。”后來接受許知遠采訪時，她說。
坐在那個小小的展廳里，她獨自把那個視頻看了3遍，又靜靜地想了一會兒。她想到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網絡暴力。“那種平庸之惡，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李宇春是誰，他也不知道發生什么事兒。”她好像跳脫了出來，俯視過往。
藝術也反哺了她的音樂。最新一張專輯《哇》的音樂監制陳偉倫回憶，專輯最后一首歌李宇春寫出來以后，始終沒想好名字。希羅尼穆斯 · 博斯的畫作叫《人間樂園》，李宇春和陳偉倫有一次聊起了這幅天堂、地獄、人間的三聯畫作，“也許，叫《人間樂園》是最適合的。”
2018年她決定發起藝術公共項目展《流行之菜市場》。鄧理知道，這是個有風險的舉動，藝術圈一定會有質疑的聲音。和李宇春聊，她很坦然。她不認為持古典主義藝術觀的那些人錯了，她只是與他們扮演著不同角色。她就要從外界打破圈層。
她非常投入，光是和鄧理的會就開了至少十幾次，每次四五個小時。他叫她“會長”。
在這個過程中，鄧理明白了她參與藝術的更深層動機。通過更平靜的語言、更具象的物質，她多了一層抒發方式。“她內心有很多很熱烈、很激烈的部分，她是想要通過藝術去表達內心。”
他們一起去看路易斯 · 布爾喬亞的展。李宇春很喜歡一個作品，兩個螺旋狀的人緊緊擁抱在一起。鄧理覺得李宇春有點符合那個作品的意象，“外部的看法和她對自己的看法糾結在一塊兒。”布爾喬亞有抑郁癥，但沒有因為抑郁癥而傷害到自己，藝術變成她的紓解之道。鄧理想，李宇春與她有些類似，“藝術是有一層這樣的功效的，你很多憤怒是會被化解掉的。我覺得她越來越懂得療傷了。她那一層殼越來越軟了，因為她自己懂得了怎么處理傷口。”
這幾年，變化確實在李宇春身上發生了。她更松弛了，能夠重新看待當年圍繞她的種種討論。“比如說關于草根的問題，關于傳統審美的一些東西。其實我覺得都是非常有價值的。”她說。
看著那些新時代的流量小生，迅速得到主流的推崇與業界前輩的呵護，她感慨時代變了，他們是幸運的，無需走她曾走過的路。但是同時她又覺得，也許正是因為這樣，他們反而又少了一些反叛精神，因為所有東西都是在呵護著他們，他們也同時在被這些東西所綁架著，沒有辦法去做到真正的引領和輸出自己的價值。不斷崛起的新的偶像，分享著新聞頭條，可能也分走了她身上的壓力與注意力。她覺得這是每個人都會面臨的問題，對她而言，比較自在的一點是，會有空間去創造一些東西，“我覺得之所以沒有事情做，是因為你并沒有創造，不能怪別人。”
那場網絡狂歡已經遠去了，但時不時，還是會有流言出現。去年她在戛納，穿著晚禮服參加品牌方的活動，旁邊站著位西裝革履的老頭給她當保鏢。網上開始傳，李宇春和老頭結婚了。春爸春媽都急了，她被逗樂了，完全不在乎。
與父母的關系，重新親密起來。她經常給他們打視頻電話，做了菜會拍圖片發給他們看，去年還帶著一家人去了非洲。她介紹父母給《人物》采訪，這在以前是絕無可能的事。采訪結束，她給父親發了個紅包，“老李，這是打給你的出場費。”打開一看，一塊錢。
曾經的她盡量避免和別人吃飯，怕因為自己不自在而引起別人的不自在。2012年拍《龍門飛甲》，演員們輪流坐莊請客吃飯，輪到她時，她邁出了這一步，但招呼大家時，還是拘謹得不行。現在她變得更愿意聊天了。和一個外國朋友見面，用英語一聊就是4個小時，語法都顧不上。她驚訝自己怎么能一口氣說了那么多話。
接回故事的開頭，她最終說服團隊，參與到《我就是演員》。“我上一次去所謂的參賽是15年前，我再也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情了。為什么15年之后要去比賽呢?”不是為了展示演技，真正的挑戰是，大眾眼中作為符號存在，但不是作為鮮活生命存在的自己。她將其視為一種行為藝術，“是不是除了音樂，還有其他的藝術載體可以表達你想表達的東西，表演是否是其中一種呢?你在不同的角色里面，你把自己藏進她的身體里面，你跟隨著她的情緒，你說出了她想說的話。其實，那些喜悅也是你的，那些悲傷也是你的，那些話也是你想說的。”這是十幾年來第一次，她想展現自己的喜怒哀樂。
她成為了整個節目里的驚喜，作為非專業演員，總體而言她的演技收獲了肯定。她演了五幕戲，每個角色身上都能找到曾經的影子，比如孤獨，比如輿論傷害。她選擇角色，角色也選擇她。她期待對內心的挖掘能夠更深一些。
人際交往中，她依然是被動、內向的人。但你依然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她的冷幽默。吃飯時若是有人談起工作，她會拋出口頭禪：“雷公不打吃飯人。”參加《我就是演員》時，導演吳彤給了她一個雪糕，下次見面，她就管他叫“雪糕男孩”。
只是某些時刻，以為已經擺脫的感受會在內心深處喚醒她。幾年前在臺北夜市，突然一種失控感降臨，她一直往前走，不敢停步，害怕別人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。但并沒有人認出她。“我其實是對人群有恐懼的。你覺得這個東西并沒有對你造成傷害，但突然某一天發生了一件事情，讓你自己意識到，原來我是受過傷害的。”
但沒有別的選擇了。李宇春深知這一點。
沒有變過的，只有她對音樂的愛。她始終專注認真，印在專輯上的歌詞，一個整句的空格和斷行，都要符合唱的節奏。她親自參與設計演唱會的每一個環節。在她看來，那是一套完整流程，所以不設返場，“設計完了，就是演完了”。《人間樂園》先后錄了19個demo，不斷修改。全部都錄完了，在去意大利的飛機上，她聽到有嬰兒哭，得到了啟示，決定在那首歌的結尾處再加一段八音盒配樂，為沉重的樂章添加一些希望。
去年她父親找楊柳談到讓她退出演藝圈的那個晚上，李宇春加入討論。
“爸爸，我達到今天這一步，其實是無數次的跌倒，整個團隊磨合、試錯。我常常會覺得我都做不到，真的太難了，所以怎么可以就這樣放棄?你太輕率地就講出這句話了。你還得往前走。”她說。
過往在，人群在。她也會一直在舞臺。
談成名之初
剛剛進入到這個行業，各方面都非常敏感
人物：其實你是一個內向的人，參加《超級女聲》時，需要把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人嗎，盡量外向?
李宇春：沒有啊。因為那個節目是在大家還不知道選秀的時候，相對來講大家還是比較單純，而不像現在都已經知道選秀的一個模式，那咱們要講什么故事，要干嗎，都有一個套路了。那一屆大家也不知道真的比完就不一樣，更多的是未知的。
人物：有一件事情很有趣，“超女”出來那么多的女孩，為什么這些人并沒有像我們想象得走得那么近?
李宇春：我們就是不同的個體啊。大家聚集在這里，參加了這樣一個比賽。然后每個人的道路不一樣，簽約不同的公司，發展的方向也不同了。
人物：但簽約是后來的事，最開始還是在一起。是因為那個時候投票的競爭機制嗎?不是你，就是她了。而且那時候你們都那么年輕，這些是原因嗎?
李宇春：我覺得可能有這方面的原因。那時候不是媒體老問，誰是天娛一姐，我就覺得問題很怪，因為我的唱片約在太合麥田，所以我跟天娛只是半個約，根本不存在什么所謂的一姐。
人物：有其他人情上的原因嗎?因為你被嫉妒嗎，或者說是你自己沒有處理好這個關系?
李宇春：我覺得首先我肯定是不擅長處理這個關系的，這個東西到今天我可能都不擅長處理。以前更沒有人聊，我現在偶爾還會問一下楊柳。這方面我一直是不怎么有那個天線的。然后那個時候就是，很多東西我自己不愿意表達什么的，反正就這樣了吧。
人物：當年在天娛，為什么總不想接商業演出?
李宇春：有一部分是對公司不信任，我不愿意過多地參加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，我覺得是基于一個音樂人對舞臺的一種要求和堅持。因為你知道中國的商演，有設備條件比較好的，也有簡直差到谷底的。去試過那么兩次之后，我就覺得這個事不能干。因為你干多了，你的心氣就沒了。那時候他們叫跑個場，就是掙個錢嘛。但是我覺得天天都在這樣的一個環境里面，你怎么會往上要求呢，你怎么會想做更好的音樂呢，因為那不就是已經足以養活你了。
人物：為什么跟天娛派給你的經紀人沒有辦法達成信任?
李宇春：你剛剛進入到這個行業的時候，各方面都非常敏感。實際上他又沒有給你一些引導，專業性上面的，或者是心理上面的，都沒有。他只會每天讓你去參加不同的活動，但是你卻不知道為什么要參加這些活動。在這個過程當中，你就會很逆反。
談信任
有沒有投入，有沒有用心，能感受到的
人物：天娛在哪些方面改變了你?
李宇春：(想了一分鐘)沒有。我的關注點不在這個，我為什么那個時候跟太合麥田的人更好呢，因為我覺得我就是應該在音樂的這個圈子里頭。我幾乎那個時候就不去天娛，我對他們沒有太多的訴求，我沒有太多的欲望，我也沒有說我一定要接多少演出。快到2009年的時候，龍總來天娛，其實那個是挺大的一個轉變的，我跟天娛的關系才開始慢慢地走近。
人物：改變一個人不是很容易的，一個單純的小姑娘在一個娛樂工業里，天娛又是這么龐大的一個機器，你反倒活成了一個反天娛式的存在，怎么解釋這件事情?
李宇春：在你今天說之前，我沒有這么想過，我就做我自己認為的事情。你現在說出來，我覺得好像是那么回事。
人物：做自己對你重要嗎?
李宇春：是非常重要的。
人物：這些年妥協過嗎?
李宇春：妥協過。有一些情緒上面的，但是實際上都不是什么重大的決定。
人物：為什么2009年楊柳給你發短信約你吃飯，你一個月后才回復她不吃?
李宇春：我不記得了，因為那個時候不是智能手機，它是單獨信息，回復也是單獨的。我可能也看見了吧。
人物：那時候不喜歡回人短信?
李宇春：不回。
人物：那時候會覺得自己有點像刺猬嗎?
李宇春：當然了，當然會的。
人物：楊柳說剛來天娛時和你吵了無數的架，但為什么最后你信任她了，包括龍丹妮?
李宇春：吵架也是就這個事情進行探討。沒有來一個人我就一定反抗或者接受，你有能力你就說服我唄。雖然是吵架，但是大家還是能夠感受到彼此想要把這個事情做好，可能只是因為理念不一樣吧，但是你有沒有投入，有沒有用心，還是能感受到的。所以我們其實都是從這樣不停地吵到最后建立信任。
人物：拍《十月圍城》 ，當時那個帽子，你堅決不把它拿掉。為什么呢?
李宇春：我因為對拍戲這件事情本身是不自信的，好像覺得有一個那個帽子，就是有一種奇怪的安全感。
人物：那一刻其實是不是沒什么理由?你覺得那個堅持正當嗎?
李宇春：我覺得我自己特別理解我那個時候的心態，但是現在來講我肯定是不會這么去堅持的，因為我肯定會考慮到整個電影本身的一個合理性吧。但那個時候你不會去想這個東西。
談孤獨
一方面我是孤獨的，一方面我又不想熱鬧
人物：你微信上的藝人朋友加在一起，有沒有10個?
李宇春：有吧。舒淇，還有吳青峰。反正沒幾個。我一共就沒參加過兩檔節目，根本就沒有什么機會，而且我也不會主動跑去加別人的微信。
人物：但是你也會上《奇葩說》 ，又認識了馬東。
李宇春：我沒有加馬老師(微信)。
人物：所以圈里的各種婚禮很少參加?
李宇春：很少。他邀請你也得認識才能邀請啊。(黃)曉明結婚我去了啊。
人物：演藝圈很多時候都是你給我一個人情，我給你一個人情，是不是很難拒絕?
李宇春：我自己不是特別喜歡。所以你看我演唱會很少請嘉賓。當然有那種就是你朋友的嘉賓了，但也有很多嘉賓其實是換的，就是你來參加我一場，我去參加你一場，你會覺得特別沒意思。我現在都很少叫這個哥那個姐的。
人物：哥和姐這個稱呼的背后，你討厭的是什么?
李宇春：就是那個氛圍。特別不喜歡，特別不喜歡。我真心地認為他是時候他就是，比如說有的時候我叫張亞東，我還是會叫東哥，但是我不是那種，你明白嗎，就那種張口就叫的我就受不了。那個時候我也不叫丹妮姐。我那時候老叫她丹丹，逗她玩兒的時候。
人物：創作的話其實還是面對大眾的，你相對來說更內化一些，會覺得是一種遺憾嗎?會成為創作的阻礙嗎?
李宇春：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這樣的，我自己雖然可能不是混在這樣的一個圈子里或者怎么樣，并不代表說我自己沒有這樣的感知能力，對于很多東西的一個吸收或者是一個積累，我倒不認為說我一定就完全沒有。
人物：孤獨帶給了你什么?
李宇春：一種思考的習慣。因為你孤獨的時候，你自己去想很多東西，自己去消化很多東西，也會看明白很多東西。
人物：除了這些好的一面，孤獨也會反噬你，也會消耗你，會這樣嗎?
李宇春：它就是我的生活，我生活就是這樣的。
人物：這個詞對你來講不是一個貶義詞?
李宇春：不是不是。
人物：很孤獨的時候，你會哭嗎?
李宇春：我就會想，我就會唾棄我自己，但是我不會哭。
人物：孤獨是無解嗎?
李宇春：就一方面是覺得你是挺孤獨的，但另外一方面我又覺得我不想熱鬧。比如說那時候他們也有很多人說去唱K或者干嗎，我不想去。比如說那個時候就有很多這個圈子里面的人，包括別家公司的，來來往往地串，我很逆反這個東西，我不想混圈子。這么多年我為什么跟這個圈子始終保持著一種(疏離)，不是我刻意為之的，反正我就一直這么待著，我覺得挺好的。
談網絡暴力
經歷過的東西不是完全沒有痕跡的
人物：這種喜歡獨處的性格，是進了演藝圈之后所塑造的，還是早年就已經變成這樣?
李宇春：以前我就不是一個多么喜歡熱鬧的人。當然我覺得更多還是由這個職業造成的。
人物：那幾年的網絡暴力加劇了這種封閉?
李宇春：肯定有。
人物：那個時候如果要找到親近的人來分享你的內心，那個人會是誰呢?
李宇春：不怎么分享。我覺得我遇到的那些東西，其實別人沒有辦法幫助你。
人物：沒有人能幫你消化，這個判斷的依據又是什么呢?
李宇春：因為沒有人有這樣的經歷啊。我覺得每個人的經歷都是不一樣的。
人物：那你自己怎么去消化?
李宇春：想唄，每天想的也不一樣，反正我老是會有不同的人在對話，在吵架。但都是我自己，會有那個拉扯的東西。
人物：這個過程真的挺煎熬的。
李宇春：當然。
人物：自我消化，你現在回頭看，這是一種最好的方式嗎?
李宇春：我覺得要看性格吧，可能有的人早就瘋了，他必須要講出來。有的人他就是需要自己消化的一個過程，跟別人講沒有用，我可能就屬于這樣的。
人物：你現在回頭再看當年的這種處理方式，在網絡暴力最嚴重的時候，如果從頭來一次的話，你會換一種方式嗎，你會站出來告訴大家請不要再這樣稱呼我了嗎?
李宇春：我覺得不好說，因為你是站在此刻，現在這個時間點，現在這樣的一個女性意識變強的時代。你再去想，你覺得應該這么做，實際上在那個時候我覺得是不一樣的，你剛剛進入到這個職業，你其實面臨著很多很多的東西都沒有被解決。你就像一個職場新人，你可能沒有辦法在辦公室里面說，我抗議。那個好像是無效的，無用的。
人物：那時候你會對人性有深深的懷疑嗎?
李宇春：我現在也會啊。只是說為什么我最終還是會往一個好的方向去生長，就是因為我身邊的這個團隊，包括我的父母。我的原生家庭是很有愛的。他們對我的影響其實是很大的。我沒有那種陰暗的想法。
人物：那一年你找快樂的方法是什么?
李宇春：那一年最重要的不就是寫歌嗎，就發了那個歌啊。大家挺喜歡的《下個，路口，見》，我就覺得挺開心的。
人物：這種傷害現在走出來了嗎?
李宇春：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它們什么時候又流行起來了。
人物：今天回想你遭受的這些網絡暴力，那些打壓，你會覺得那些經歷對你來講是一個cursing，還是一個blessing?
李宇春：我覺得它正在形成別的力量，它在未來會成為我的一個財富。我不認為就是說你經歷過的東西是完全沒有痕跡的，它是在積聚能量的。
人物：你覺得當年的那些負面感受，未來有一天你會把它全部寫出來嗎，或者放到歌里也好?
李宇春：我覺得不一定，但是也許會是另外一種表現方式。我覺得未必是個人的，因為我覺得那個個人的東西太小了。
談音樂
努力與大眾認可沒有匹配，也會痛苦
人物：在你的作品里面，你自己最喜歡的歌，和你最受歡迎的歌是吻合的嗎，會出現落差嗎?
李宇春：會啊。比如說我們當時在創作《一趟》的時候，包括《人間樂園》，我們也知道它不會是一個大眾向的歌曲。但是我依然會要去創作這樣的歌曲。
人物：音樂最大的價值不是被傳唱嗎?
李宇春：我覺得還真不是。我在這些年是有一些認知上的轉變的。在學校還沒有畢業的時候，你就會覺得歌手就是唱歌的。但后來你會發現，通過音樂輸出的東西好像才是那個音樂本身的價值。所以我認為我不是個唱歌的。因為唱歌的我，只是完成一個技術層面的東西，或者我表達別人的東西，但現在的李宇春她不是這個功能。我還是通過音樂這個載體想要輸出自己表達的東西。
人物：你怎么看《野狼disco》這種歌?
李宇春：《野狼disco》我沒聽過。我老看見它在那個排行榜上面，但是我沒有點開。
人物：你對音樂那么有熱情，但是最火的歌，你反倒不聽。
李宇春：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娛樂，大家好玩兒，我沒辦法歸到一個音樂范圍里面。
人物：你自己做過口水歌嗎?
李宇春：我做過口水歌，有一些是影視歌曲，電影上面有一些需求，我覺得還能夠接受，但是我覺得專輯啊自己的作品啊我覺得我不能接受。
人物：聽說《1987我不知會遇見你》這首歌，因為一個詞的改動，你把整個歌又重新錄了一遍?
李宇春：那張是亞東老師幫我做的，已經錄完音了。我每次錄完音我就反反復復聽這些東西，我就覺得不舒服。錄的時候是‘當成玫瑰’，后來我覺得不對，我給改成‘當作’，這就要重新錄吧，但是在‘當作’的作字里面我又選了半天，最后是作業的作。我就在飛機上一直在琢磨這個，琢磨了兩個小時，就琢磨了這一個字。
人物：我問一個非常殘酷的問題，比如說像時尚，你沒有像音樂投入這么多，但大家會視你為時尚偶像。音樂你花了這么多的心力，認可度沒有匹配你的努力度。
李宇春：對啊。
人物：你會怎么理解這件事?
李宇春：也沒辦法，沒辦法，但是它也不會影響我繼續做。
人物：那你從什么時候開始意識到這個痛苦的現實的?
李宇春：我就覺得人生吧可能就會有這樣的問題吧，不一定就是說所有的東西都是如你所想。
人物：你會尋找答案嗎?
李宇春：我覺得首先就是我自己做的東西確實也不是那么通俗。另外我這個人也不是一個那么通俗的一個人，我的很多選擇其實還是有點怪的。
人物：你的努力跟大眾的認可沒有匹配的時候，內心痛苦嗎?
李宇春：我覺得會有。但是同時有一點，我覺得是可以支撐我自己的。我們也寫過大家都會唱的流行歌，比如《下個，路口，見》啊，但是我覺得那都是一個年齡階段做過的事情。因為那個時候你的認知就是這樣的，但是我們不應該尋求一種套路去停留在某一個階段。我跟一些朋友探討過這個話題。比如說做一件事情，取得成功后他只會停留在某一個年齡階段，比如說他還是做同樣的節目，寫同樣的書、同樣的歌。因為他可以永遠去收割同一撥年齡的人，從方法論上面來講它叫做有效方法。但是我覺得我自己做不到。這個沒有什么對錯，但是我這個人是必須要往前走的，我自己知道，某一個世界已經打開，我不能再做這樣的事了，我就得往前走了，所以我覺得我是會變老的一個人。
人物：但我在想，如果你的正面反饋很多時候是來自于粉絲，在粉絲的世界之外，對音樂的正面反饋沒有那么多，那是什么支撐著你再往下走呢?
李宇春：其實我的那個反饋好多時候都不是來自于別人，也不一定都是來自于歌迷，我其實對自己好多的評價或者看法，都來自于我。所以我不一定說我要受到別人的肯定或者是否定，這個事情才能推動我往前走。我挺多時候其實自己會有一個判斷。
談變化
我漸漸地愿意打開自己
人物：你喜歡現在的自己，還是你更喜歡2009年那個時候沉浸在音樂世界里的自己?
李宇春：我覺得是完全不同的階段了，那個階段你自己的那一套事情還沒有整明白呢，你還在why me的階段，為什么會是我，都是個人感受小的東西。所以我覺得它其實沒有太大的可比性。我現在雖然說有很多不同的工作，但是其實我們的團隊都知道，我的精力80%以上一定是在音樂上的。
人物：這么多年下來，你的清高是更多了還是少了?
李宇春：清高沒變過，只是表達方式會有些許變化，但是我大部分我覺得沒啥變化。
人物：表達方式的變化是什么?
李宇春：以前就是會很封閉自己啊，感覺就是有一個殼兒。我也不想感知外面的世界，你們也別來打擾我，所以這個是我以前都沒有用微博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。我就覺得只要我做好我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。現在的變化其實就是，當你成長到另外一個階段的時候，其實你會發現說就沒有人會真的是一座孤島，每個人其實都有關聯。我漸漸地愿意打開一些自己，包括跟別人聊天。
人物：這種開放性是因為什么?
李宇春：我確實放松了很多。另外一個就是，我團隊對我的影響其實是挺大的，因為知道你自己孤獨的時候，你其實沒有什么信任的人，觸角也不會伸進去。我們這個團隊太多年了，大家彼此之間的那種信任和了解，他們跟我的父母都特別熟，就已經好像沒有這樣的一層隔閡在。
人物：你最喜歡你性格哪一部分，最討厭哪一部分?
李宇春：我脾氣還是有點怪，情緒化的東西會突然就上來了。我會突然不高興。你可以感受到頭上有朵烏云。以前是不講話，就憋著，現在我就會走人。我是自己把自己給氣死的那種。好的部分，好的部分就是，是不是也挺容易就好了的，這叫什么好的部分。
人物：現在很多新的流量明星出現，可能會把一些目光都吸引走。所以其實留在你這邊的目光少了，質疑自然也會少了。
李宇春：嗯。
人物：那你會不會擔心有一天李宇春不再是眾人的中心?
李宇春：我覺得這是個必然的問題，每個人都會面臨這個問題。只是說在運動員那兒叫退役，在明星這個地方叫過氣，這個沒有什么不同。但是我覺得我會比較自在的一點就是在于，我會比較有那個空間去創造一些東西，比如說我會跟團隊去創造藝術展，我覺得之所以沒有事情做，是因為你并沒有創造，不能怪別人。
人物：時代變了，這些年輕偶像，他們可能沒有經歷過主流打壓，以及網絡的大規模惡意。你羨慕嗎?
李宇春：首先我當然會覺得他們很幸運。但是同時我又覺得，也許正是因為這樣，他們反而又少了一些反叛精神。呵護著他們的，他們也同時在被這些東西所綁架著。現在的口號是‘你由我們創造，我們是你的創始人’。如果他沒有辦法去做到真正的引領和輸出自己的價值，那是非常可悲的。
人物：20年以后的人談起李宇春這個名字的時候，他們會說什么?
李宇春：我不希望他們談起我，談起我干嗎呀。沒有想著他們記住我。
人物：有最大的愿望嗎?
李宇春：茁壯成長。
人物：我問一個淺薄的問題，你的皮膚為什么這么好?
李宇春：你見我媽媽你就知道了，真的，我就是跟她一樣。
謝夢遙/文 攝影 馮志凱(除特殊標注外)/圖
